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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女性是怎样被建构出来的?

栏目: 社会民生 来源:南华网

在今天的我们看来,不禁想问:她们真的获得性别解放了吗?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,无数新思潮重新建构国人,其中就包括对女性的改造。实际上,这种变化时至今日仍未停止。基础教育以粗线条告诉我们,知识分子反缠足、反压迫,秋瑾这样的女权主义者闹革命但当我们

        在今天的我们看来,不禁想问:她们真的获得性别解放了吗?

        近代中国一百多年,无数新思潮重新建构国人,其中就包括对“女性”的改造。实际上,这种变化时至今日仍未停止。基础教育以粗线条告诉我们,知识分子反缠足、反压迫,秋瑾这样的女权主义者闹革命……但当我们回到其源头,再来重新审视的时候,会发现整段近代史实际上有一种不同的读法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新女性”思想的源头,从来不是为了女性获得解放,而是将女性作为工具,改造所谓的“国民性”。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,在晚清提出过“家政学”,被视作中国新女性的开端之一。但是,她正是从异化女性的角度,提出这一学说的。她说:“国脉之隆盛,基乎家庭,而家道之振兴,关乎教育……近阅东洋下田氏所编家政学,绪论闳深,条目慎密,于家庭义务,一归重于主妇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清末“新女性”的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“放足”。女性缠足身心饱受摧残,这是无须争议的。但是女性对放足是欢迎的吗?美国学者高彦颐在其著作《缠足》中,用史料告诉我们并非如此。事实上,反对放足最烈的,恰恰是那些被缠足的女性。因为缠足的多数是有地位的富家小姐,缠足几乎等同于一种身份象征,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一“贵族符号”的消失。我们只要想想满清进关就知道了,满族人并不缠足,当时曾要求汉族女性结束这个传统,但遭到汉族女性的强烈反对,而汉族男性却迫于压力接受了剃头,还留下“男降女不降”的说法。

        另一个对“新女性”影响甚大的因素,来自清末的翻译小说。当时的翻译与今天有些不一样,没有目的、没有筛选,囫囵吞枣地将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外国文学都翻译到中国,而且出现不同版本,交由读者去评判。美国学者胡缨的《翻译的传说》,重点以西方文学中的三个女性形象:茶花女、索菲亚和罗兰夫人为研究对象,来审视这些西方文学角色是怎样通过中国文人的再创作完成“本土化”的。文人通过阅读西方文学,然后依样画葫芦,创造一个类似的中国女性角色,往往连小说的​​故事梗概也差不多。何止书中所举的例子,譬如胡适,在看了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后,也非常兴奋地创作了一篇叫《终身大事》的剧本。

        陈东原的《中国妇女生活史》初版于1928年,是那个时代较为真实的记录。受到不同思潮影响的近代“新女性”,民国初年统称“女界”。她们中有的从政、有的从商、有的从教……她们大闹国会,在民间鼓动风潮。但似乎她们所有的努力,都打着“救国”的旗号,仿佛不这么说,争取男女平权就不够“正当”,而是只为“一己私利”。在今天的我们看来,不禁想问:她们真的获得性别解放了吗?还是说,其实“新女性”根本就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?

        【简】《翻译的传说:中国新女性的形成(1898-1918)》,(美国)胡缨着,龙瑜宬,彭姗姗译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09年5月

        【简】《中国妇女生活史》,陈东原著,商务印书馆,1998年4月

        【简】《缠足:“金莲崇拜”盛极而衰的演变》,(美国)高彦颐着,苗延威译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09年3月